明显的，我国的多数种猪选育场目前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全国有瘦肉型种猪场200余个，但存栏种猪500头以上的种猪场不到三分之一，且多数选育场为了提高种猪销售量，都饲养多个品种的种猪，因此单位种猪场单个品种的育种群规模都比较小。多年来，在传统的闭锁核心群育种思想指导下，每个猪场各自为阵，相互之间极少交流，导致我国猪育种总体上呈现没有组织、育种场之间互相独立、相互竞争的局面。多数种猪场即没有能力发展成为典型意义上的提供配套系的育种企业，又感觉自己可以独当一面开展种猪选育工作而不愿联合，深怕联合以后产品优势受到威胁。由于各种制约因素，虽然我国在1993年以来相继成立了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育种协作组，但都局限在技术讲座和交流；各地兴建的种猪测定站也没有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育种方法上，由于缺乏足够的投入同时还要照顾种猪销售，多数种猪场还处于根据体型外貌或者体型外貌加表型选择的阶段，同时，为了减缓发生小规模猪群的近交衰退，多采用保留血统的家系内选择方法，育种效率普遍低下，优良基因不断流失，猪群遗传水平逐年下降，为了保持销售量，不得不淘汰猪群，重新引进大量种猪，陷入引种—扩繁—退化—引种的局面。整体上，我国的种猪场实质地成为国外种猪场的不同级别的扩繁基地。大规模活猪引种过程一旦引入新的病原，导致传染性疫病的发生，严重影响种猪场的正常生产与经营，根本谈不上育种工作。
可以预期，我国的种猪产业将呈现以下5种发展模式：1、国外育种企业以合资或独资方式，在我国建立扩繁基地，推广其配套系，发展成类似肉鸡、蛋鸡的配套系生产模式，如PIC、斯格、达兰配套系等；2、更多国外育种协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推销其成员单位的纯种种猪，如丹麦育种协会，也可能在中国合资建立种猪扩繁基地；3、国内现有的少数大规模、实力雄厚的畜牧企业联合其他种猪场、商品猪场或养猪专业户发展为育种—养殖联合体，走“产—加—销”一体的产业化、集团化经营模式；4、种猪场改变闭锁核心群选育的理念，采用“闭锁—开放”相结合的选育方法，经常引进种猪，提高猪群性能，减缓近交压力，即采用“交流但不联合”的育种模式；5、种猪场通过成立区域性的育种协会，走纯种猪联合育种的模式。前3种模式属于育种企业模式，其育种方法属于企业的技术机密，不可能对外公布，其成功与否直接由最终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来检验。目前我国社会化的猪育种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促进第4种模式和第5种模式的发展和完善，即将我国大量的中小型种猪场组织起来，开展联合育种工作，提高育种效率，改变整体上成为国外种猪场之扩繁基地的局面。
三、猪的联合育种
联合育种，也叫分散核心群育种，是将多个中小型种猪选育场的遗传资源合并到一起，形成庞大的核心群，进行统一遗传评定，选出最优秀的种公猪，供参与联合育种的各个猪场共同使用。从技术角度来讲上，联合育种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猪育种水平。
提高了育种群群体规模。增加母猪规模，有利于提高公母猪选择强度，从而增加加大育种产出，同时单位母猪育种成本下降，这些促进育种效益的改善；原来群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扩大群体规模的效果更加明显，就是说，群体规模越小，联合育种的遗传进展相对于非联合育种就越高；在母猪系中扩大群体规模造成育种效果的改善程度较公猪系中更加明显。
减少种公猪数量。育种群种公猪头数越少，公猪选择强度越大，育种进展也越高，但同时促进了群体近交速度，因而最佳的公猪头数为8头。现有中小型种猪选育场，公母比例仅为10：1，每个育种群普遍保留8个以上种公猪，但采用联合育种后，公猪可以充分发挥其繁殖潜力，公母比例高达500：1以上，所以整个联合育种群种公猪头数控制在8头左右，即保持很高的选择强度，又有效减缓近交衰退。
提高选种的可靠性。因为各场之间具有遗传联系，可利用BLUP方法提高遗传评定的准确度而改善育种效率，特别是遗传力为10%左右的繁殖性状，应用BLUP方法可使育种效率提高30%以上。
缩短育种群世代间隔。核心群种公猪使用年限可得到有效控制，当后备公猪估计育种值超过种公猪时，现有核心群种公猪就可以转移到繁殖群或者商品群使用，这样可以有效缩短育种群世代间隔，改善育种效率。
为了实现猪的联合育种，成员单位首先需要以某种方式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制定共同的育种目标，采用一致的测定、记录方法及统一的遗传评定方案，其次，通过人工授精站在各种猪场之间要建立长期、稳定的遗传联系。因此联合育种既是育种技术的变革，也是种猪企业经营形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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