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长制”治污 浙江嘉兴生猪存栏两年剧减9成

　　浙江省嘉兴市位于长三角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东临大海，南倚钱塘江，北负太湖，西接天目之水。然而，嘉兴80%的水属于入境水，分别从江苏、湖州和杭州三地进入，且水质较差。同时，嘉兴本地的生活污水、养殖污水和工业废水也是主要的污染来源。

　　2012年，嘉兴成为浙江省唯一一个交界断面水质考核不合格的地级市，这敲响了嘉兴水环境的警钟。而2013年3月爆发的黄浦江死猪事件，更是给嘉兴水治理上紧了发条。

　　2012年9月，嘉兴市委、市政府打响治水攻坚战，建立以“河道包干到人、责任落实到人、绩效考核到人”为主要内容的“河长制”。三年多来，“河长制”治理模式使嘉兴实现了“两个历史性转变”：一是实现了水质由Ⅴ类和劣Ⅴ类为主向以Ⅳ类为主的转变，劣Ⅴ类水体由61.2%减至3%，降幅达95%;二是实现了交接断面考核由不合格到合格到优秀的转变。嘉兴共有8个进水口和10个出水口，现在嘉兴出境水的水质要优于入境水的水质。

　　曾经两笔补贴下去，垃圾还在原地

　　“两条河中垃圾未见，河岸少量钓鱼人遗留香烟盒子垃圾，水体看上去有点浑浊。”

　　“钱塘港，荣顺泡塑西侧白色小泡沫较多，需要保洁!”

　　“戴家浜，水质泛黄。大部分水面干净，就是最西段浜底头有飘落的竹叶，请马桥村保洁一下。”

　　现在，嘉兴海宁市马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助理周洪胜在街道的治水微信群里，每隔一两天都会收到河长们巡河时发来的情况汇报，还附有手机拍摄的现场照片。

　　马桥街道的全部河长，包括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都加入了这个微信群里。“这样的工作方式简单明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还要@@某个村或某个部门协助解决，现在呢，对微信上的问题交办，大家都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会在第一时间去落实解决，这个真的很方便、很实用。”周洪胜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种微信治水的方式在嘉兴已经很普遍。

　　目前，嘉兴市共有市级河长18位、县级河长215位、镇级河长1608位、村级河长4136位，全市1.3万公里河道实现监管和治理全覆盖。其河长巡查机制明确规定，市级河长巡河每半月不少于1次，镇级河长不少于每旬1次，村级河长不少于每周1次，确保“河长”切实履职。

　　同时，嘉兴市治水办制定了“河长制”河流水质监测办法、监测数据通报办法，对34条市领导担任河长的河流每周开展一次水质监测，实行水质周通报、月分析、季点评机制。对水质异常的监测点，向所在县(市、区)发出督办函，要求迅速查明原因，及时进行治理。目前市、县、镇三级主要河流基本实现水质监测全覆盖。

　　2013年底，嘉兴市进一步深化“河长制”，将治水模式由单条河流的线性治理向流域的网格化治理转变，推行“大河长牵小河长”网络联动——因为小河支流的水质直接影响大河的水质，有必要开展联合整治，协同推进。

　　2015年，全市市控以上67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Ⅱ类、Ⅲ类、Ⅳ类、Ⅴ类、劣Ⅴ类分别占1.5%、6.0%、70.1%、19.4%和3.0%。与前三年平均水平相比，主要污染物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总磷平均浓度分别下降6.3%、31.5%、17.2%，三项指标平均下降幅度为18.3%。全市5个省控断面和10个市控断面消除劣Ⅴ类水质。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25.8%。

　　嘉兴昔日遍布的“酱油河”、“牛奶河”能有如今这样的改善，其间的治理并非一帆风顺。

　　嘉兴市副市长祝亚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昔日嘉兴的治水形成不了合力，“九龙治水”变成“九龙戏水”，每个部门开始都有很清晰的职责，但具体工作的时候职责就变得不清了。比如农村的垃圾原先是农办在管，农办负责垃圾的收集，但是农办的保洁人员把垃圾收集起来后有时候就直接往河里倒。饶是这样，农户也拿到了政府针对垃圾收集的补贴。但河道里的垃圾是水利部门管的，水利部门的保洁人员把河里的垃圾捞上来直接往岸上堆。水利部门根据保洁河道的长度也拿到了补贴。就这样，两笔补贴都下去了，垃圾还在原地。

　　为避免相互推诿，嘉兴形成了“四位一体”的保洁机制，把这件事情交给一个人去做。“最后在这个区域，不管河道里、村庄里还是城镇边上出现垃圾，就打一个人的屁股。”

　　在合力治水的基础上，嘉兴市大力推进养殖业减量提质、“清三河”、工业企业污水全入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等重点工作。

　　同时，嘉兴倡导科技治水，与科研机构合作用生态环保技术巩固前期治理效果。比如，中科院启动了在嘉兴市区明月河实施科技治水示范项目，采取控制源头、河床底泥活化改造、生态绿床拦截、纳米曝气、狐尾藻吸收、反硝化技术、沉水植物等系统综合技术的治理修复技术，逐步解决河水黑臭、污染物吸收消减、水质指标和感觉指标提升、自净能力提高，最后实现生态系统重新构建和稳定。

　　“曝光”加追责落实河长制

　　据统计，2014年，嘉兴市治水办共赴现场处理问题103次、下发《督办单》40份、组织媒体检查曝光62次、处理市长热线转交单78件、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及网络举报100多次。全市共有17名干部和工作人员因“治水不力”被通报批评、效能告诫。

　　有效监督是“河长制”取得长效的制度保障。

　　嘉兴下辖的海宁市“五水共治”指挥部办公室(海宁治水办)常务副主任宓肖明对记者指出，从2014年开始的三年内，海宁市计划投入“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工程款101亿元。

　　海宁治水办也是嘉兴市治水办系统中唯一设有编制的，而其他地方治水办的人员都是从各部门抽调来的，原则上以两年为限。抽调的方式也往往造成人员不稳定的问题，而且抽调人员的工作考核最终还是在原单位，这或多或少还是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在运用媒体监督上，海宁市加大报刊、电视等媒体“五水共治”正面典型宣传和负面典型曝光力度，在市级媒体上开设曝光台，每天曝光负面典型，曝光问题“河长”，甚至让问题“河长”在镜头前做整改承诺，并跟踪问题整改。2014年以来，累计曝光并跟进各类问题300余条次，交办处理电话和微博投诉237件。

　　2012年11月，嘉兴市治水办在《嘉兴日报》公示了市级河长及责任河道、责任单位等信息，并在“河长制”河流显要位置统一设立公示牌，标明河流名称、“河长”姓名、责任单位、联系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然而，此前也有媒体报道，在2015年10月份，有媒体随访了海宁市15条河道，发现大部分镇(街道)的“河长牌”信息并未更新，拨打监督电话发现存在电话无人接通、河长难寻、接听人员对河道情况知之甚少等问题。

　　记者在此次采访中看到的几个公示牌上，河长和副河长的监督电话都是手机号码。对于上述问题，宓肖明告诉记者，他们专门成立由市纪委、五水共治办、督考办联合组成的督查组，开展电话和现场两种抽查方式，严格执行问责机制。目前已累计有114名干部因“河长制”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被追责。

　　本报记者还看到，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沈家浜的“河长”公示牌上，除了公布河长的手机号码和监督举报电话，还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经了解，原来该镇在微信公众平台开通了监督举报专栏，公众可选择线上或线下反映河道问题。

　　海宁市政协副主席、海宁市平阳堰港河长田耘对记者表示，目前他在担任河长工作中碰到比较大的困难是村民对河道治理的参与度和配合度，以及他们对自身行为的难约束。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他们将力推村规民约，突出村民主体护水。

　　对于跨区域河流的水治理问题，祝亚伟则认为，目前省里给嘉兴市做考核的市控监测断面全市共有67个，为了把责任落实，嘉兴市现在在每个乡镇的进出口处，甚至每条河流的关键点上都设监测点，由专业人员取样，最后对外公布。所有的责任都是属地负责，而涉及跨区域的时候，比如涉及两个镇的事情，在两个镇级河长之间设置一个县级河长，由这个县级河长来进行协调。

　　针对跨市河流，他们设有联防联治机制，比如杭嘉湖区域水环境联防联治，他们有联席会议。

　　而关于第三方机构参与水质检测问题，祝亚伟表示，这是嘉兴市接下来的重要工作目标。

　　治水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祝亚伟向记者提及，黄浦江死猪事件那一年，嘉兴的生猪存栏量394万头，出栏量大概超过700万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现在嘉兴的生猪存栏量是32.8万，减掉了90%。这两年，嘉兴河道里的氨氮和总磷两项指数都是以两位数的幅度在下降。

　　在减量的同时，整个产业的质量仍需要保证。生猪养殖从原先零星的农民散养变成了现在的规模养殖，这样也能更好地控制养殖污水。在这个过程中，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嘉兴市各级政府总共拆了1500多万平方米的猪棚，把整个嘉兴市内划出了禁养区和限养区，现在嘉兴生猪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而原来养猪的农民现在大部分都已转移到其他产业，比如种植业，像种蘑菇、花卉、藏红花等;也有一部分转移到第二产业中去了。

　　祝亚伟说，嘉兴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已连续十二年居全省第一，没有因为生猪产业的变动而影响到农民的收入。而新引入的产业从形式上来看也比养猪产业更清洁，且附加值更高。重点养殖区域的水清了，空气也清新了。

　　嘉兴秀洲区的王江泾镇素有“中国织造名镇”之称，是江浙两省交界的丝绸重镇，纺织业、印染业发达。在2012年之前，这里的喷水织机废水、印染废水直排现象十分严重。

　　实行河长制后，各级“河长”深入农户宣讲政策，协调转产转业。在工业污水治理上，目前已累计动员淘汰935户8387台喷水织机，同时提标改造喷水织机废水集中处理站，实行在线监控，倒逼企业污水排放浓度达到国家或省排放标准。同时，落实污染企业刷卡排污制度，重点控制印染企业排污总量。

　　在推进行业整治上，王江泾加快印染集聚区建设，开展“低、小、散”污染行业专项整治行动。2016年，计划全年淘汰落后产能涉及企业100家以上，淘汰落后设备1000台(套)以上，促进全区产业转型升级。

　　王江泾镇党委副书记万宏焘告诉本报记者，这些被淘汰的家庭作坊的农户实行转产转业，现在他们或到企业里上班，或外出经商等等。

　　祝亚伟告诉记者，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把环境和生态工作要求作为一种手段，来倒逼这些企业的转型，2016年嘉兴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是12个行业的整治，28家煤电企业的超低排放改造，以及59家年耗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企业的整治。

　　在嘉兴领导干部的考核上，这两年当中，五水共治和生态建设层面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市、县、镇级都制定了“河长制”考核办法、建立“河长保证金”及奖惩制度，以量化数据、工作绩效为考核内容，对治水工作成绩突出、成效明显的“河长”给予奖励;对考核不合格、整改不力的“河长”，实行扣减河长保证金、行政约谈、通报批评等措施，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免的重要依据。

责任编辑：王妍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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